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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然、程 工:汉语活动类动词的论元交替及其句法构造

    作者:杨大然、程 工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19-04-17

    一、引言

      汉语中呈现论元交替的动词除状态变化类动词(如“开”)外,还包括一部分活动类动词。如下所示:

      (1)a. 黄蓉写了信。
      
       b. 信写了。

      (2)a. 张三喝了水。
      
       b. 水喝了。

      本文主要探讨汉语活动类动词论元交替的允准条件及其句法生成,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汉语中有些活动动词能进入论元交替,有些却不能(如(3))?(二)为什么英语中与(1)对应的活动动词都不允许论元交替(如(4)),英汉语的差异如何解释?

      (3)a. 张三骂了李四。
      
    —— b. *李四骂了。

      (4)a. Bill wrote the letter.
      
    —— b.*The letter wrote.

    二、汉语活动类动词论元交替的允准条件

      本文首先提出(1b)和(2b)的句首名词是主语,而非话题,它们位于句首并非话题化驱动的结果。根据Cheng(1989),发生论元交替的应是带“受影响”宾语的达成类或完结类动词,但从句法表现看,“写”和“喝”属典型的活动动词,不含结果性特征,那么此类动词进入论元交替的条件是什么?它们与(3)中的活动动词又存在怎样的区别?

      大量研究表明,除动词外,名词成分的指称特征及其他修饰性成分亦影响句子的体态特征,如英语中的量化宾语能将非终止性事件变为终止性事件,Dowty(1991)称这样的宾语为“渐进客事”。而一个宾语能否成为“渐进客事”不仅与自身的指称特征有关,也与动词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即与特定意义的活动动词共现才能成为“渐进客事”,这样的完结类事件表现为“渐进客事动词+量化宾语”,而非“渐进客事动词”(如push等),即便带上量化宾语也不改变原有事件类型。汉语与英语一样,宾语的量化性质也会影响句式的事件类型。Soh和Kuo(2005)观察到,汉语中很多“活动动词+量化宾语”结构无法通过下面的否定性测试,说明该结构可以表达结果状态的形成。

      (5)*我上午做了两个蛋糕,可是没做完。

      但汉语中也有一部分的活动动词带上量化宾语仍表达活动类事件,如(3)中的“骂”等即便带上量化宾语也不能受到“在X时间内”的修饰。

      (6) *他在一个小时内骂了李四。

      据此我们认为,终止性事件义是汉语活动类动词进入论元交替的关键语义特征,这里的终止义并不体现于动词,而是由整个句式的事件类型决定。(1b)和(2b)的“写”和“喝”为“渐进客事动词”,且句首名词具有定指性,句子因此具有终止义。相反,(3)中的“骂”不属“渐进客事动词”,尽管句首也是定指名词,整个句式不表达终止义。

    三、新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句法分析

      先前研究发现,渐进客事结构中终止义主要有宾语标记和动词标记两种编码方式。汉语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终止性事件义的编码采用混合性机制。首先,汉语的体标记在终止性事件义的表达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对于(1b)和(2b),一个必要的成句条件是动词与限定事件的体助词“了”共现。其次,汉语与英语等宾语标记类语言一样,在渐进客事结构中,只有宾语具有量化特征时,整个句式才表达终止性事件。汉语在宾语标记终止义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宾语分裂”现象,即宾语的句法位置和指称性质与谓词的终止性密切相关。如“把”字句中,宾语漂移至动词之前,但只有当谓词具有终止义时该移位才能发生。由于终止性事件要求宾语具有量化特征,前移的宾语获得定指性解读,起到量度事件作用。我们发现,类似的“宾语分裂”也存在于活动类动词的论元交替中。如(1)中,当光杆名词处于动词后(a句),句子有歧义,“信”可能是类指或特指;但当宾语移至句首(b句),只能解读为特定的“信”,即句子不表示“写信”的动作,而表示针对特定目标的事件的终结。

      对于汉语渐进客事主语句表现出的动词性质、体标记和论元指称的互动关系,我们采用新建构主义方法来加以解释,提出汉语的体范畴Asp携带[QUANT]([量化])特征,体助词“了”为Asp的语音实现。表定指或特指的直接宾语也带[QUANT]特征,具有量度事件作用,它需要移位至[Spec,AspP]与Asp发生特征核查,Asp的特征被定值后标明事件具有终止性,宾语的特征定值后标明其具有量化特征。相反,以非渐进客事动词的VP为补足语的Asp不带 [QUANT]特征,无论宾语是否携带[QUANT]特征,两者都不能发生核查操作。

      对于(1a)而言,为核查Asp的[QUANT]特征,使句子获得终止性事件义,光杆名词“信”需上移至[Spec,AspP]。对该特征的核查汉语提供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没有引进外部论元的情况下,将宾语移至句首,形成渐进客事主语句;另一种是在引入外部论元的情况下使用“把”字句。分别如下所示:

      (7)

      a. 信写了。

      b. 张三把信写了。

      对于(3a),因“骂”属于非渐进客事动词,其中的Asp不带[QUANT]特征,因此无论动词宾语是否具有量化特征,都不能上移与Asp进行特征核查,自然推导不出(3b)的不及物结构,无法形成论元交替。

      对于英汉语的差异,大量研究表明,英语的渐进客事也可发生前移,但落脚点不是功能投射的Spec,而是功能性中心语位置,形成名转动词。与英语不同,(现代)汉语在整体上禁止名词向动词的移动,因此名转动寥寥无几。我们认为,英汉语在论元交替及名转动上的差异是相互联系的,可以统一归为功能范畴类别上的差异。汉语终止义的编码采用动词标记和宾语标记的混合模式,而英语只采用单一宾语标记模式,原因是英语中不存在表征内在体的功能范畴Asp。汉语的Asp只允许动词向其移位,而禁止宾语名词与其合并,同时允许量化宾语移到其Spec核查 [QUANT]特征。对于英语,由于其不包含内在体范畴Asp,宾语论元无须上移至Asp的Spec,即英语不存在显性宾语漂移,渐进客事宾语移位的最高位置只能是v,而不能到达[Spec, vP],(4b)无法生成。

    四、结语

      本研究发现,汉语活动类动词的论元交替只存在于具有终止性的渐进客事结构中,涉及动词性质、体标记和论元指称特性三者的互动。渐进客事主语句的生成本质上是由汉语终止性事件义的混合性编码特点所决定。基于新建构主义方法,我们将内在体范畴Asp 的[QUANT]特征的核查作为客事宾语前移的驱动力,从句法角度解释了事件终止义与宾语前移及其指称特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英汉语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Cheng. L. -S. Lisa 1989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In Proceedings of the 3rd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Columbus,Ohio.

      Dowty, David 1991 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Language 67:547—619.

      Soh,Hooi Ling and Jenny Yi-Chun Kuo 2005 Perfective aspect and accomplishment sit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In Henk J. Verkuyl, Henriette de Swart and Angeliek van Hout(eds.), Perspectives on Aspect.Dordrecht: Springer.199—216.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杨大然,男,辽宁锦州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专长为句法语义接口和事件结构理论。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等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2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2项,曾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

      第二作者 程工,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文科领军学者。主要研究专长为语言结构比较研究,包括句法学和形态学两个领域,是第一位向国内介绍生成语法“最简方案”模型的学者。在《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重大项目。撰写的《语言共性论》是国内最早以最简方案理论为框架研究汉语的专著,2016年获评“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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